第一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鸦片战争.png
鸦片战争形势图
日期 1840年-1842年
地点
中国沿海
结果 英国胜利,签署南京条约
领土变更 割让香港岛英国
参战方
大清

英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林则徐
琦善
杨芳
奕山
伊里布
颜伯焘
奕经
牛鉴
耆英

关天培 

亨利·坦普尔
查理·义律
乔治·懿律
伯麦
璞鼎查
威廉·巴加

郭富
兵力
八旗绿营:200,000人 东方远征军:19,000人
伤亡与损失
阵亡:3100余人
受伤:4000余人[1]
阵亡:69人
受伤:451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又称鸦片战争,是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期间,清朝英国由于外交观念和贸易政策上的冲突而爆发的战争。战争以鸦片贸易为导火索,以英国远征舰队炮击清朝为起点,最后以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告终。

此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坚砲利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大陆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一个历史转折点,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变化[4]:35

背景

外交冲突

中国对外政策

公元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其原因有二[5]:2。在经济层面,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用以羁縻怀柔的政策[6];加上中西相隔遥远、交通不便,中西的交通必须绕过非洲定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不大[5]:2。在政治层面,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6];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5]:2

中西陆路关系,末以至南宋,不复存在[2]:5明代「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一语,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延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2]:5。明朝对于南海诸国,虽曾加招谕,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禁止对外贸易[2]:5。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7]。千余年来,中国视海上互市为财源,到了明朝则视为祸患,「终明一代,通倭之禁甚严」,亦即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害多于利,甚至有害无利[2]:6

自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起,欧洲航海技术日渐昌明,各国政府大多奖励航海事业,以葡萄牙政府最为尽力;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屡次前往广东屯门(今广东宝安县南)经商,获利颇厚[8]:694。三年后,葡印度总督遣使至广东,要求缔约通商,明政府拒绝,但葡人盘据屯门不去,曾一度被明政府武力驱逐;其后葡人来者日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宁波等地,但泉州、宁波的葡商后来被官民驱逐,令澳门成为葡人远东贸易的要港[8]:694-695。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官置戎,视之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税;明朝后期,西班牙人也东来经营贸易[8]:695

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力量,迫令沿岸居民内迁,不许船只出海,再度实行海禁封锁大陆[2]:12。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占领台湾。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9],并在粤东的澳门(一说广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和江南的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10]

清朝开放「四口通商」后,广州是最繁荣的口岸,但当地有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横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加上因位处亚热带而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量小,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1]:137-138,尤其注意宁波[2]:36。1755年(乾隆二十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奉命前往宁波,地方官员因为当地久未有商船到访,优待洪任辉一行人,诸事进展顺利[2]:36。但是,贸易转向宁波后,前往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随之减少,两广总督担心贸易会偏向北方,损害部分广州商民的生计,故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吁请朝廷将宁波的关税提升至100%;再者,朝廷亦担心外国商船频频到访会令宁波变成另一个澳门,助长外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1]:138。故此,清廷同意大幅提高宁波和其他北方口岸的关税,以断绝外商北上的念头[11]:138。但这一措施仍未能阻止英船前往宁波[2]:36,乾隆帝遂在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2],称为「一口通商」。

洪任辉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随英船收泊浙江定海,被地方官拒绝,随即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13][2]:37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海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4]:6。朝廷授权的「十三家」商号称为「行」,开办这些行的主人称为「行商」,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透过向朝廷捐财以保证其垄断特权[11]:140。所谓「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四五十家[5]:3。十三行对岸设有十三个外国商馆,租自行商,中国人一概将所有国家的商馆称为「夷馆」[11]:140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2]:37。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2]:37,内容包括:

  1. 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
  2. 外商必须居于商馆,不得携带武器,商馆由行丁把守,夜晚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经由行商;
  3. 禁止行商领借外商资本以及外商雇用汉人役使;
  4. 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商传递书信;
  5. 加派要员稽查商船停泊之处[2]:37

此后清政府对规条进行了多次增补,如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1]:148。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都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复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14]。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关税则只有不过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连同正税要征收货价的20%左右,加上官吏违法将税则保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导致外人每次纳税都要经过漫长的交涉[5]:4。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六十余种,引起外商不满,并助长了走私风气[15]。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16]

英国外交挫败

当时欧洲人视乾隆皇帝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5]:5。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17]

描绘乾隆帝接见英使马戛尔尼的西方漫画(1792年出版)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续派前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之乔治·马戛尔尼特命全权大使斯当东副之,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2]:39。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余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2]:39。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5]:5。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2]:39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2]:39;后来英国使团有条件地答应,条件为将来中国派使团到伦敦时亦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官员向使团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但清廷官员拒绝接受[5]:5。直到见到国书,才知道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际上别有请求,决定要他早日离去[2]:39。驾返北京后,军机大臣和珅将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书和礼物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谕的措辞全是上国口吻[2]:39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在敕谕中宣称,虽然中国甚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无法满足英方派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理由是「与天朝礼制不合」;马戛尔尼又以书面列举请求,包括增开通商口岸、减免和订明关税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谕中被驳回[11]:157-159

马戛尔尼沮丧之余,先后由军机大臣和两广总督护送,自北京取道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返回英国;马戛尔尼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来书,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尽诚,永承恩眷」;可见,中英双方在外交观念上南辕北辙。[2]:40

英国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2]:41。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18]:20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18]:20。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2]:39

中英关系紧张

英国与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结盟对抗法国的拿破仑。英国以帮助葡萄牙捍卫其远东殖民地的名义,两次出兵葡属澳门,企图借机占领澳门,澳门则向清廷求助[19][20]。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战争失利,英国派出六艘载有数百名士兵的英国战舰于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达澳门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门,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劝阻无效而采取断粮手段。7月,英军得知英、法签订《亚眠和约》而离去[21]。1808年(嘉庆十三年),清朝水师击退13艘侵扰清朝东南沿海、闯入虎门的英国兵船[4]:3。英军在嘉庆帝调兵威胁下放弃占领澳门的企图[21][22]。1825年(道光五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4]:3。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在国外掠夺殖民地,鼓吹战争[4]:3。1827年(道光七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4]:3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十三行派遣间谍林赛改名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船主,和郭士立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测绘地形,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4]:3-4。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23]。中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24]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24][25]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得中英关系大大恶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1]:170。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Napier, Lord W.J.)为驻华商务正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2]:44。这个事件标志着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1]:171

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1日(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转告律劳卑「如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但律劳卑不待奏明,率先于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商馆[2]:45。律劳卑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26]:531。卢坤视此举为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27]:24,并称「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2]:45。卢坤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26]:531;但律劳卑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27]:24。这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2]:45

1834年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咐英国商人不必以封舱为顾虑;十日之前,中英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2]:45。9月2日,卢坤亦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自绝天朝」,正式封舱;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驶入内河,炮轰虎门炮台,卢坤亦调兵增防[2]:45-46。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与公行达成和解;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2]: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2]:46。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商人成立「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4]:4,并与曼切斯特商会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打开中国市场[28]

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的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我们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

——〈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1836年(道光十六年)2月[29]:15-16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2]: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2]:47。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难,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30]?至此,中英两国就国交问题,相持不下[2]:47

贸易冲突

对华贸易逆差

十八世纪,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严重偏向中国一边[11]: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31]: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2]: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1]:146。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过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31]:4。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一度高达100%,甚至引发了走私茶叶的现象;为了打击茶叶走私,英国政府在1784年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但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11]:146

英国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曾经说:

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32]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33]: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2]:47。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国多次在广州试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输入棉布,也亏本10%左右[4]:6。故此,英商要交易茶叶唯有用白银购买[2]: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庆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1]:165。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2]:47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概况表(1790-1833年)[34]
年份 华输英货值

(银元)

英输华货值

(银元)

英国入超(即贸易赤字)情况
1790-1799 11,563,686 10,380,706 1,182,980(平均每年约118,298)
1817-1819 8,060,271 7,646,777 413,494(平均每年约137,831)
1820-1829 20,031,631 14,116,591 5,915,040(平均每年约591,504)
1830-1833 9,950,286 7,335,023 2,615,263(平均每年约653,816)

十九世纪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33]:282。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33]:282。此外,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外商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频发生,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26]:530-531

鸦片与中国

由于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165。当时不论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5]:7

18世纪的中国鸦片吸食者

鸦片在明朝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2]:47。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2]: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1]:165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35]:165[36]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2]:47

18世纪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2]: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1]: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余箱,渐增至六千余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2]: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1]:168

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鸦片的进口和种植[11]:166,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2]:48。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11]:166,进口有增无减[2]:48。1809-1817年(嘉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归无效,走私者与地方文武官员勾结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贩运,于澳门、黄埔公开交易[2]:48。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国本地商人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专利被撤销,销售鸦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顿时大增[37]。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38]鸦片走私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余箱,到1838年至1839年间猛增至近40,000箱[4]:7

鸦片输入的迅速成长自然与中国对其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11]:168。「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39]。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僧尼与道士等;在1838年时,广东福建的烟馆比比皆是[11]:168

吸食鸦片亦严重影响中国经济[11]: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漏,无异于火上浇油,银荒日益加剧[2]:49。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1]:169。结果,银价上扬,钱价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2]:49

贸易形势逆转

中国鸦片输入与白银输出关系表[5]:10
年份 鸦片输入

(箱)

白银输出

(银元)

1800-1809 39,691 51,339,100
1810-1819 74,135 95,288,153
1820-1829 180,169 211,089,961
1830-1839 344,124 243,958,005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中国亦随之变为入超[40][41]。十九世纪初,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1812年(嘉庆十七年),中国进口货价约为1,270万两,出口约1,510万两;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进口货价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但鸦片是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2]:48。英国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并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英国将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11]:170

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还为英国的毛织品找到了海外销售市场[42]。自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后,英国把大量毛织品倾销到印度,再把垄断经营的印度鸦片出口至中国,又从中国进口茶叶卖回英国,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43]。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到1,326,388英镑[31]:4。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从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万卢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万卢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11]:170。及至十九世纪初,鸦片已成为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英国赚取大量白银,因此学者认为,当日后中国进行「反鸦片战争(anti-opium war)」时,英国亦只好进行「反『反鸦片战争』(anti-anti-opium war)」[42]

导火索

清朝禁烟运动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1]:168。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中国的鸦片走私数量渐长[2]:47-4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1]:169。当时中国实行白银铜钱两种货币,官府税额以银两计算,而百姓多以铜钱缴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着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27]:36

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27]: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44],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5]:7[45]: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5]:7-8[11]: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26]: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5]: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26]: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擡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27]:37。故此他主张:

  1. 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按药材价格征收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借此降低烟价并防止白银外流;
  2. 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其他平民则不禁止;
  3. 允许中国内地种植鸦片,令外商无利可图,不再贩运鸦片来华。[27]:38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26]:529。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46]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黄爵滋上书道光帝[4]:9。奏折节录如下: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余万両。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両。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47]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48]。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5]: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52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1]:176,于是在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49],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50]。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旨在说明通商应该互利,而非加害于人[2]:57[11]:177。但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1]:177。其节录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50],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2]: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1]:178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5]: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2]:54。3月21日(二月七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2]: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1]:178。3月22日(二月八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50],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1]:178。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二月九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1]:178。3月24日(二月十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与外界交通隔绝[2]: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1]:178

1840年描绘虎门销烟的中国画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2]: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分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51]。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对此,马地臣(Matheson)形容:「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11]:179

义律命副领事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2]: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1]: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52]。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2]: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53]

英国决议出兵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5]: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1]: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认为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与国际法相悖,不可接受[54];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27]: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27]:51-52。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1]:179

1839年7月,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2]:55。7月7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发生冲突,引发斗殴,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主凶[27]:53,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11]:180。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并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上审讯了六名案犯。义律判处其中5人参与骚乱罪,处以苦役或监禁3至6个月及罚款数十英镑,押送回国服刑,另1人无罪释放[11]:180,但审讯未能证明谁是主凶[27]:54。林则徐称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2]:55。魏源则如此描述:「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亦非故意违抗也。[55]」后来,这些水手回到英国后即被释放,因英国法律人员不确定义律是否可以判处这些水手于英国服刑[56];但也有人指出,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义律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做此类审判,故此案至今仍具争议性[57]

8月15日,林则徐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2]:55,禁止向英国人提供食物,并下令中国仆人离开英国雇主[58]。8月17日,林则徐在澳门下驱逐令[58],不准英国人逗留[2]:55。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上居住。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未果,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2]:55。9月下旬,义律返回澳门[2]:56,与澳门同知蒋立昂会商[59]:63,义律称英国的趸船现无鸦片,自愿请人前往搜查,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2]:56。对于蒋立昂和义律的会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59]:64

中国镇压鸦片贸易后,人们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60]。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而另一些人则想遏制或管制国际麻醉品贸易。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61]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4]:13。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62]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63]。」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中国问题[4]:13。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64]。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2]:61

1839年11月3日,第一次穿鼻海战,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战斗

英船「Thomas Coutts」对义律拒绝代表英商具结的命令置之不理,于10月15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当啷」(Royal Saxon)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改采强硬态度,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只于三日内入港,或者驶返本国,否则纵火烧毁[59]:63。11月2日,舰长斯密氏(H. Simth)与义律率两艘军舰[59]:63,驶至虎门口外的穿鼻岛进行封锁,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再次进口,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上午,关天培率领29只兵船驶向英舰,斯密氏命令清兵船后退无果,开炮击之;但林则徐方面奏称,当啷入口,而英国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止,英船开炮[59]:63。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清水师4艘船被击沉,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2]:58[65]。其后,11月4日、8日、10日,清兵与英船小战六次,均为清兵全胜,英军败逃[59]:63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66]:59。」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2]:58。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2]:60:「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2]:60。时英国政执党地位不稳。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早于1月31日在下议院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67]。他们再于4月7日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但动议并非关于与大清一触即发的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鸦片贸易,而是抨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68]。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69]。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的多数同意政府政策[2]:61。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70]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通过拨款173,442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71]

清朝备战情况

战前,清朝全国上下对于国防形势过分乐观,认为英军的实力远逊于清军[5]:12-13。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称,据他仔细观察外情,认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72],其节录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坚砲利而称其强,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砲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林则徐《密查夷情严防各口坚持缴烟交凶情形片》,1839年[73]

林则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朝廷大臣也认为洋人贪图利益,不能自绝于天朝[59]:63-64。林则徐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故在1839年6月于广州禁烟时命士兵包围商馆,断其供给;同年7月林维喜案发生后,英人不得居于澳门,林则徐称其缺乏粮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致其命」[59]:64。同年11月穿鼻海战后,林则徐奏称清军战胜,但实际上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记载有4艘清军兵船被击沉或破裂,其余大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59]:63。其后数天的官涌之战后,林则徐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感到乐观[5]:13

清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领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拔将领,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将领的文化素养因此较为低落,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以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74]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75]:13-17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76]

战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77]

战争经过

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于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78]:319。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78]:319。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其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11]:181。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琦善达成协议[78]:319

第一阶段

英军北上

1840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海面[11]:181,包括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2]:61。英国的预定战略是将压力施于北方,迫使清政府早日屈服,因此英舰未攻广州,只封锁了口岸[2]:61,随即北上前往浙江[59]:66。英军此举被中国人解读为畏惧林则徐的设防[5]:13,但实为奉行英国政府的北上训令[59]:66

7月2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译文公函,请求转呈道光帝,守将拒绝[59]:66,英方更遭到射击,显然中国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义[11]:181;双方遂起冲突,中国的炮台和军营多处被毁,兵丁伤亡20余人,英方亦有损失[2]:61闽浙总督邓廷桢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战胜,夸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59]:66

英舰继续北上,于7月4日驶达舟山群岛,要求定海镇将张朝发献炮,但不得要领,于是进攻,定海城陷,知县姚怀祥自杀[59]:66。英军于7月5日占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11]:182。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号成为旗舰[79]。7月10日,英军在宁波也无法投送公函,于是封锁该城,然后继续北驶[11]:182;于7月23日途经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80][81]:166

7月20日,道光帝得知定海失陷,大为震怒[81]:165。他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上谕节录如下:

外而断绝(鸦片)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走私犯),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不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11]:182

7月22日,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直隶总督琦善随即采取类似林则徐的制敌对策,加强防务[81]:165。8月3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辞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州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81]:166[82]。道光帝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所摇动[81]:166

8月4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奏折,包括英国增添军舰、投递文书等情况,道光帝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派邓廷桢前往浙江主持军务,并兼任浙江巡抚[81]:166-167。8月6日,道光帝任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81]:167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才发现自己对「夷情」一无所知,破例地作出一项决定,改谕琦善[81]:167:「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3]」10日,琦善奉谕;11日,英使坐舰抵达天津大沽口(白河口),琦善派人与英人接洽,但收到的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而非「廪帖」,属于平行文书,当中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之事,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81]:168-169。琦善将此事奏报朝廷,道光帝批准其接收,琦善遂派人前往接收「照会」[81]:169。该照会的中文译本节录如下:

兹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人民,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84]

巴麦尊照会的前半部分是对林则徐广州禁烟运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包括赔偿焚毁鸦片的货价、中英平等外交、割让岛屿、赔偿商欠及赔偿军费[81]:173。不过,据史家蒋廷黻茅海建的考证,该照会的中文译本有一处翻译不确,即上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为「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实际意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5]:136[81]:172-173。前述史家认为,此翻译谬误使得英方的表态显得「情辞恭顺」[81]:172-173

琦善在接收英方投书一事中,亲眼看见了英军的实力[81]:169,他将照会转呈北京的同时,随函描述英国的兵船之大、大炮之多,形容其「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2]:62,78。此外,义律和英国海军司令伯麦(G. Bremer)再以文书指控林则徐和邓廷桢「行为无道」「玩视圣谕」「捏词假奏」,称英国不得不出动军队,让皇帝明了实情,「使太平永承,妥务正经贸易」,此外别无它意;琦善因此更加认定英人不满的只是林则徐和邓廷桢[2]:62

8月19日,道光帝收到了巴麦尊的照会[81]:172。翌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其中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包括答允逐一访查英人的「冤抑」,但拒绝割让海岛、赔偿商欠以及鸦片货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要求则未有指示[81]:173-174;另一道谕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内容: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81]:174

道光帝阅读巴麦尊的照会后,完全改变了旨意,即由「主剿」变为「主抚」[81]:172。后来,他在给钦差大臣伊里布的朱批中提到:「英夷如海中,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85]」道光帝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85]:3

琦善根据道光帝给他的两道谕旨,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对于中英平等外交、割让海岛的要求,琦善表示日后均可协商;对于赔偿烟价,琦善则「隐约其词」地称必会细查缴烟细节[2]:62-63。义律和懿律以为琦善原则上已答应英方的要求,加上当时北方气候渐寒,定海英军多病,于是答应折返广东、交还定海,以待后续谈判[2]:63。9月15日,英舰离开白河南下[11]:183。道光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11]:183,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下令沿海各省不得开炮[86]

1841年1月7日,虎门之战,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

广州和谈

1840年(道光二十年)9月中旬,道光帝任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时,命令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口的防兵分别撤留[5]:129-130。此后半个月内,道光帝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5]:130。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81]:179-180。当时,由于懿律患病,义律已经代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11]:183

1840年12月初,琦善与义律展开谈判。义律态度强硬,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条件,否则开战,琦善答应赔偿部分烟价以及中英官方文书平行,但拒绝割让海岛。义律又表示,如果加开厦门、定海为通商口岸,便放弃割让海岛的要求[2]:63。琦善有意答允,但朝廷不肯,当时道光帝有鉴于英军未完全撤出定海,认为英人「凶心未已,诡诈多端」,遂决定调兵赴粤增援,准备大伸挞伐[2]:63-64。琦善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个月的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87]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但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88]。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89]。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88] 。林则徐描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90]。」但史家茅海建指出,是清军误认英军为「汉奸」,原因不明[81]:226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死伤700余人,英军38人受伤、无人死亡[81]:227。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91]。大角、沙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受挫,纷纷四散,琦善为此拨银1.1万元发给清兵,以激励士气[81]:228

此后,英国军舰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岛,形势危急[81]:227。1月8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将一份照会交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称如果清方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便同意停战;关天培将照会转交琦善,并请英人等待回复、退兵和谈,英方随即停止军事行动。不久后,义律与琦善便展开和谈,英军撤出虎门[81]:227-228

1月20日,琦善拟定《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但仍由清廷征收该处商税)、赔偿洋银600万元、中英官员平等外交、重开广州商务。琦善没有在草约上盖官印,但同意将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11]:185。1月26日,英国海军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78]:319。翌日,琦善与义律会晤,请求将香港改为借居,赔偿私下了结,草约不必由道光帝批准,义律拒绝。2月10日,双方再次会晤,约定在十天后签字,此时琦善已接到大伸挞伐的上谕,十天后(2月20日)琦善只好称病,不再与义律会面[2]:64

广州和谈后,1月23日,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92]

第二阶段

清朝宣战

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琦善达成协议[78]:319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78]:319。同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78]:319。中英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清廷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朝震怒,遂将琦善撤职,押至北京查办;英国方面,巴麦尊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78]:319

1841年1月27日,广东大角、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闻讯震怒,下旨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分别进兵[2]:64。三日后,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让给英国,痛斥琦善无能不堪,下令将其革职锁拿进京[2]:64,并处以抄没家产以及斩监侯的处罚[11]:183;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怡良署理[93]。道光帝亦加派他的姪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任命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继续向广东增兵,并且否认《穿鼻草约》。后又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任积极主战的裕泰为钦差大臣[2]:64[94]。并从内地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95]:712

经过两次会晤,义律对琦善的态度逐渐生疑,加上清军增兵治防也被英军所洞悉,义律决定先发制人[2]:64。2月26日,英军向虎门发起总攻,炮台尽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翌日英军占领虎门口内的乌涌炮台,清守军被俘和伤亡者各千余人,其他大多不战而逃,英船驶入黄埔[2]:64-65。3月2日,英军攻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州炮台,兵锋距离广州只有数公里[81]:259

第一次广州之战

军用地图上1841年的广州态势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以来,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中、英、印等地的英国商人以及英国政府都带来极惨重的损失,虎门口外始终有数十艘商船徘徊。因此,驻华商务总督义律自从与琦善在广州和谈开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义律尤其不希望战火吓走广州的富商,故未有选择直接攻下广州城,而是再三要求停战谈判。[81]:264-265

1841年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要求义律停战,理由是「琦爵即将罢黜」,义律开出休战条件,包括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明确要求广东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内共同当面盖印[81]:259。3天期限届满的前一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39]

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清军大溃,该处距离广州城只有3公里。同日,义律表示愿意停战,事缘中方再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表示,尽管广东当局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此后战事又暂停了几天[81]:259。翌日,杨芳上奏道光帝,隐匿了东路炮台接连失陷之事,大谈自己如何布防,道光帝阅后称「览奏稍纾忧念」[81]:267。3月10日,广东当局向美国商船发出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两国,意图「以夷制夷」。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81]:262

3月12日,杨芳再上奏,谎称乌涌之战中清军「斩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又建议「暂时羁縻」,理由是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道光帝对杨芳「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十分满意,称赞他「晓畅军务」,兴奋地表示「期盼捷音之至」[81]:267-268。然而,杨芳在停战期间不务正业,据《粤东纪事》记载,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81]:261」「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好[96]。」该记录又称: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81]:261

3月13日,琦善因早前与英方议和,被押往北京查办,此时战事再起,英军攻陷大黄滘炮台。当时义律还未得悉琦善北上,于3月16日再向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由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广州城,但小船途经凤凰岗时竟被清兵炮击,被迫返回[81]:262。3月17日,杨芳上奏道光帝,将凤凰岗击退白旗小船之事夸饰成一场大胜仗,道光帝于4月1日收到此奏后大喜,翌日(4月2日)向正在赶赴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谕称「省城自可无虞」[81]:268-269

对于白旗小船被炮击一事,义律决定报复,发兵大肆进攻广州。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岛的一座沙包炮台。同日下午4时,英军占领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升起英国国旗[81]:262。至此,广州城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下,成为一座危城[81]:263

在3月18日前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中,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均拨兵拨炮,并阻塞河道,以防英军直逼广州。但过程中清兵屡屡对英军进逼坐视不顾、一无所为,一经交战便溃散,大黄滘炮台的守军甚至在临战前夕与英军商议「假战」,这些都使英军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81]:263-264。杨芳亦作战不力,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39]

英军于3月18日重新占领广州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发出照会,要求当天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会谈,并限「半辰」内回复;杨芳很快便做了回复,但因他是军事统帅而无权与英方谈判,只好拒绝了面谈要求,但仍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就在当天早晨,林则徐「往晤」杨芳;翌日(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在商馆中谈判时,义律交给余保纯一份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英国人、恢复通商,英军将会撤退休战。同日,杨芳、怡良共赴林则徐的居所,三人就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共同商量对策。[81]:265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了义律备忘录的两个条件,并出具告示,允许各国商人一同入港贸易[81]:265。双方遂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商业如常,商船应到黄埔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97]。此后,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98]

第二次广州之战

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
1841年5月25日占领四方高地的英军向广州城内轰炸

广州城被围四天后,3月22日,杨芳的上奏仍旧粉饰太平。其正折声称美国副领事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又称行商代义律呈书请求照常贸易,请道光帝指示是否允许通商。杨芳的奏折隐瞒了英军攻入广州占领商馆的事实,反称是清军防守严密逼退英军;也完全未提与英方谈判议和、恢复通商之事,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杨芳为了使道光帝同意恢复通商,还诡称这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道光帝阅后未得要领,称杨芳「所办尚好」,指出英人请求通商是「该逆奸谋」,但因大军未到,命杨芳「设法羁縻」,待奕山等人到达后,「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81]:269-270

3月31日,广州恢复通商已有10天,杨芳仍在奏折中谎称,美国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义律等人抱有一丝希望,故「旬日间无一动静」,意图诱使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但道光帝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非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朦胧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禁止英国通商。[81]:271

4月14日,奕山一行抵达广州,历时57天[81]:275。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有关奕山对于停战通商的态度,广州知府余保纯于4月16日带去杨芳的覆照,词语含混:「前许代垦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到来,亦俟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此时道光帝对英贸易的禁令尚未到达广州,覆照内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战通商,答应等待圣旨。余保纯将覆照交给义律时曾向义律提到,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执意开战,广州官吏建议在广州以外开战,通商不必中断。义律对杨芳的答复很满意,于4月17日宣布英军不会进攻广州城,可继续通商。[81]:278

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81]:269-270。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英国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催促奕山等人率军围剿英人。义律得悉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消息,于5月11日与余保纯会谈,要求中方裁撤各省军备,并要求奕山等人覆照。翌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他认定奕山等人必定开战,决定先发制人。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英军开始行动,向广州开进[81]:278-279。18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快速部署结束通商以及撤离侨民的工作[81]:281

按奕山的奏折所称,他原定于5月10日发兵,因天雨关系而延期,但其真实性存疑。5月20日,奕山得悉义律下令进攻广州,未与杨芳商量,于翌日仓卒下令进攻,杨芳闻讯大惊失色,直言败局已定。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81]:280-281

  •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多艘英舰以及义律的官船停泊在广州商馆一带水域。约晚间11时,英方发现有百余只用铁链相连的火船从上游放下,后方有载着清军的兵船,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直逼英舰,西炮台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舰,但英舰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也未能得手,反被冲往河岸,引发岸上大火,后方清军见势逃散。英舰为安全起见,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当晚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西炮台的火炮则击中数艘英舰,造成一些损伤。22日,英舰彻底摧毁了西炮台,并溯江而上,击毁清军的保障炮台和其他战船数十艘。[81]:281-282
  •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下,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毬火箭喷筒」,英舰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的战绩包括,在商馆和猎德一带水域烧毁多艘英国大兵船、三板船,「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22日,英军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舰上溯窥伺,清军击沉一艘英船,迫其返回。清军只有零星几只兵船被烧,其余均未受损。[81]:282-283

尽管双方文献记载分歧,但据史家茅海建考证,奕山所称击毁英国「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奕山非但夸大了战绩,也隐匿了西炮台被摧毁的实情。道光帝收到奕山的「捷报」,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期望,他仍然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隆文、杨芳、祁贡交部优叙。[81]:283

5月23日,英军舰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一带水域,以及广州以东的黄埔一带水域,形成东西对攻态势。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凤凰岗一带的英舰由西向东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海珠炮台;在黄埔一带的英舰则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下午3时,英国海军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英船载送英国陆军右翼纵队3百余人于5时占领商馆。下午4时,英船载送陆军左翼纵队约2,400人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24日晚,英军开始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左翼舰队全部登陆完毕,向广州城北高地推进,扫除沿途障碍,当日占领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连同广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舰,已对广州城形成背腹夹击之态势[81]:283-285。英军在高处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4]:19。清军三路兵丁,一閧而溃退[2]:65。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39]。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万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期间更有部分广州平民附和英军[2]:65。自5月21至25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如此态势之下,奕山只能求和[81]:286。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4]:19

5月26日广州求和后,奕山上奏道光帝,历数清军过往数天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国军舰与轮船,并在奏折最后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道光帝收到这份捷报,阅后大喜。[81]:287-288

广州和约

1841年5月27日,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贡、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订立停战协定《广州和约[81]:287,规定:

  1. 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扎;
  2. 7天内缴出赎城费600万元;
  3. 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
  4. 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退出虎门口外[81]:286-287

奕山率部撤离广州的同时,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行主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元[99]。5月31日,中方已将赔款全部付清,随后英军全部撤走[81]:287

广州和约订立翌日,奕山已下令禁止官兵、乡勇和水勇妄生事端、拘拿外商[81]:298。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发生了一起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81]:293。中英双方对此事件的记载有很大出入,各有夸大、含混或矛盾之处,但仍有一些共通点。总括而言,英军确有「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或调戏妇女的行为,不过是由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发英军的进犯;搏斗中,天雨关系令英军武器失效,加上英军不谙地形,民众诱敌深入、围困英军,对其造成了一定的伤亡;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城北的四方炮台;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方散去[81]:293-313。广东百姓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2]:65

《广州和约》如同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揑造谎言,对朝廷交代[2]:65。6月4日,即和约达成第9天,奕山上奏道光帝称,汉奸帮助英军占领广州城北炮台后,城内居民投书清方请求保全民命[81]:288;然后编造故事:英人「免冠作礼、兵杖投地」前来诉苦,声称其因省河两岸清军炮击以致无法传话,因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人)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81]:288;接着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尽失,不如先同意英人的请求,使其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防守[81]:289;奕山还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至于600万赎城费,则改称是行商的「商欠」,称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部分款项[81]:289;此外,对于退驻广州城外,声称是为了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2]:66。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100]。6月18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奏折,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81]:289。道光帝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81]:290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他于7月14日再上奏,声称英商得知准许通商的圣恩后「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并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节省粮饷[81]:290。道光帝收到奏折后,以为战争已结束,于7月28日下令各省裁撤调防军兵[81]:291

第三阶段

英军统帅璞鼎查
英海军司令威廉·巴加
英陆军司令郭富

战事扩大

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进一步扩大战争。璞鼎查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12日璞鼎查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项条件,否则带兵北上。巴麦尊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他的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璞鼎查爵士接任;1841年8月,璞鼎查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挥军溯长江而上,直逼南京[78]:319-320

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斯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团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团开始第二次北上。[101]

台湾之战

1841年9月,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又译作「呐尔不哒」号)于台湾北部鸡笼港(今基隆港)出现。台湾地方官员奏称该船向鸡笼二沙湾砲台发炮,遭到清守兵发炮还击,将其击伤。该船后撤,误触暗礁下沉,英军被杀32人,被俘133人。清军从运输船上获大炮10门,并获炮弹、图册等物。台湾地方官员奏报,10月27日英国第六等小型𪿫舰「猎人号(HMS Nimrod)」进入鸡笼,英军派兵从三沙湾登陆,遭清军开砲还击,将其逐至外洋[102]。而据英方资料,10月19日英舰「猎人号」前往鸡笼海域营救,要求以每名100元换取「呐尔不哒」号船难的生还者,至27日仍未获清军回复,获悉船员已被送往台湾府及被囚,「猎人号」即砲击摧毁砲台27座大炮后后离去,回航香港。1842年3月,双桅商船「阿呐」号(Brig Ann,又译作「阿恩」号)亦于台湾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出现。台湾地方官员奏报该船船员想上岸,清军于是派数艘渔船诱导其入河内多礁处。英军因不谙地势,于大安溪中段处搁浅。清兵前往伏击及击沉英船,数十名英人被杀,另有54人被俘。清军并在船上掳获11门大砲等兵器。这两次事件被称为为台湾之战中的(鸡笼之役、大安之役)。道光帝其后下旨将大部份俘虏斩首。1842年8月,两船共139名俘虏于台南被斩首,只有11人幸免[103]。但据英方文献及生还俘虏所述,运输船「呐尔不哒」号、双桅商船「阿呐」号实因遇风触礁船难漂流至台湾海域。但幸存船员却被拘禁,而其中197人之后被处斩。据战后钦差大臣闽浙总督怡良调查,此皆为台湾地方官员谎报战功,双方实未交战,英船亦非战斗人员。

闽浙之役

英国人作画,1841年8月26日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州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着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101]

1841年9月25日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1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总兵江继芸战殁。[104]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2]:66

钦差大臣裕谦负责浙军务,数月以来,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7000人。[2]:66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英军三次攻击,郑国鸿(处州镇总兵)、葛云飞(镇海镇总兵)、王锡朋(寿春镇总兵)[2]:67率清军与英军激战6日。英国陆军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18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擡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105]10月1日,三位总兵终以武器悬殊,相继阵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军伤亡约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2]:66-67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Duall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101]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制县城周围10里。[2]:67

为便于中国大陆过冬,等候援师,10月10日,英军续占镇海[2]:67裕谦(两江总督)、余步云(浙江提督)、谢朝恩(狼山镇总兵)率4千清军在镇海与2400英军发生战斗。总兵谢朝恩力竭而死[2]:67,在沙蟹岭战斗中阵亡。[39][2]:67余步云率先逃跑,放弃招宝山炮台向镇海撤退。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谦指挥守军登城抵抗,英军猛攻,裕谦见镇海势危,自尽身亡。[39][106]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107]10月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40余名英国人。[2]:67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军攻击浙东沿海的消息,当即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徵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101]

浙东之战

1842年3月10日浙东之战中宁波城内的英军击退清军的进攻
清军杭州将军耆英

1841年10月,为挽回浙东败势,道光帝派另一皇姪(乾隆帝曾孙)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徵调及于九省(实仅11000人),江苏、天津、盛京各派大员负责,大有举国动员之势。[2]:67

1842年1月21日,奕经一行抵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奕经、文蔚等商定,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明攻暗袭,同时并举」,大举反攻宁波、镇海和定海。[108]

1842年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波、镇海、定海三路反攻英军。[109]

宁波方向,清军以阿木穰率领的百余名虎皮装束藏兵负为先锋,攻打西门。[110]清军攻入城后直奔英军宁波指挥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门坚墙高」,无法攀登。此时英军开门冲出,用火枪齐射,将手拿火绳枪或长的清军打退到狭窄的街道里。紧接着,又有部分英军爬上临街的屋顶,向拥挤在街心的进攻部队发射火箭。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街心拥挤的清军进攻部队开炮,清军伤亡惨重,终至溃逃,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战死[110]

宁波南门,清军「守备徐宦最为猛烈,挺先进,奈后援伤亡渐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军指挥官)游击黄泰与守备魏启明把总顾得静外委王保元蒋维述等均阵亡。」[111]

镇海方向,反攻镇海的清军在刘天保率领下向镇海进攻。清军抵达城下后英军:「按队而出,枪炮齐发」清兵:「以长矛及双手带名刀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败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刘天保与「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鸟枪乱击,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英军复以火箭来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备哈克里带领藏军攻夺招宝山炮台,双方激战正酣之时,一艘英国军舰「剪江而至,用炮仰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军进攻部队也在英国军队猛烈的炮火下纷纷溃退。[112]

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逆江而上,向大宝山的清军反扑。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坝登岸,进攻慈谿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宝山,朱贵率领500余名清兵抵抗。「时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刘天保、凌长星时驻兵西苑岭,又以旧怨隔岭做璧上观,不肯助战,故(朱)贵势益孤。」战斗中,朱贵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战而死,全军尽灭。[113][111]

奕经在进行陆地进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船去攻英舰:「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楔渡结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惧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见火起,遂亦举发。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军夜晚反击,反以虏获船纵火来烧清军沿江营寨。[111]

清军在浙东的反击行动,一路因遭英军阻击而撤出战斗;另一路攻城失败,未能入城;夜袭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风潮不顺未能成行,最后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14]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11]浙东相持,使清廷无心再战,道光皇帝决计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为钦差大臣、杭州将军,将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结果「人人以为指日可罢兵,遂不复议进战。」[115]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经「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116]而此时璞鼎查正准备谋划进军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战役计划」,对清廷的求和已经毫无兴趣。[117]

长江战役

1841年10月,英军在福建和浙东等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取得进展,但亦受到清朝军队的抵抗。为尽快结束战争,英军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进攻长江中下游一带[118](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119]。从11月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增调本土和印度海陆军来华。经过半年准备和动员,至1842年5月英军在华兵力增至正规军舰二十五艘,汽轮十四艘,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陆军的运兵船。[106]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中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阵亡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开始从浙东收缩兵力执行「扬子江战役计划」。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集结。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军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乡勇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军损失60余人,第18皇家爱尔兰团团长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战斗中「颈部被清军击穿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20][121][122][123]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羁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24]但英军对清廷的和谈诚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开始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沿途清军设防情况,准备继续进攻吴淞口。[106]

1842年6月16日吴淞战役

1842年6月初,英国军舰抵吴淞口外,守军约万人。[2]:67英军以5艘军舰进攻吴淞炮台。6月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遁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炮台[39]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2]:67[125]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106]评论:「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厉害」。[126]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逃离。[106]

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推进,上海官兵弃城而逃,英军大掠4天后退走。[2]:67上海铸炮局新铸的铜、铁炮171门,火药9吨及大批存粮,尽被英军所获。[106]

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与青州八旗在镇江战斗

1842年7月13日,英军进抵镇江。耆英伊里布「馈送英夷牛羊」[111],两江总督牛鉴以「黄金十二万犒劳英师。[127]」扬州富商颜崇礼因为与当地盐枭长期不和,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转而炮击老河影一带盐民,[128]酿成「老河影惨案」[129]都统海龄令旗兵撤往城内,紧闭四门,满城捉汉奸,捕杀城内居民百余人。[130]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9000人、战舰15艘在舰炮支援下向镇江发起进攻[131]。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顽抗[132]。守城的旗兵或者将英军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墙。英军在炮火掩护下,用火药包将瓮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蜂拥而入。英军攻入城内后,城内的旗兵从巷道内涌出,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119]最后,守卫镇江城的旗兵以极大的伤亡代价,使英军死伤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重的伤亡。此役清军损失旗兵500余名。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杀身亡。[133]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34]」。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35]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36]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137]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38],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39]

和约签订

签订南京条约(油画)

1842年8月,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砲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双方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78]:320。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2]:69

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修改给璞鼎查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璞鼎查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78]:320。最终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写道:「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40]:9-10清政府并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78]:320

主要事项为:准英国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香港岛给予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兵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141],先付600万元,余于4年内交清;准英国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42]

影响

政治外交

开不平等条约先例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4]: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2]:70。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被要求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143]。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2]:71。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之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之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之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2]:71-72

法国在华并无重大商业利益,所重视为传教[2]:72。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至澳门,复有军舰8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2]:72。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2]:72。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2]:72

国家主权

在列强要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影响下,清朝对某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以致在后来战争中被外国夺去更多领土[143]。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4]:35。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143]。就政治方面之影响来看,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2]:86

社会经济

鸦片输入

中国的鸦片进口数量
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在鸦片战争以后激增

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图谋,花费18年时间实现了这个图谋[144]。在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是每年2553吨[145]:94,吸食人数约人口的1%[146],到186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进口4235吨,增加了6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了,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880年达到顶峰6500吨,是1839年的2.5倍。此后受价格低廉的本土鸦片竞争,进口量开始迅速减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罂粟种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开始迅速扩大,1870年土药(本土鸦片)产量已与洋药(进口鸦片)持平,在1906年土药产量达到3.5万吨,是进口鸦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进口量的12倍[145]:100。1880年代后期吸食人数估计为人口的10%,烟瘾很大者估计3%-5%[146]

民生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4]: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47][148]。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149]。英国资产阶级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4]: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4]:37。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传统经济已开始解体[4]:39[150]。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51]。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52]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沿岸华人因在战争时为英军补给,故在战争完结后获得优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153]:28[154]:50-51。此外香港由于在是次战争后割让给英国,宣布成为自由港,故为广东一带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机会,不过由于最初营商环境不安全、广东当局阻碍商人到香港贸易等因素,令当地贸易情况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大量富商来港,才有了显著改善[153]:30-34、43

口岸贸易

《南京条约》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情况,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叶的产地,关税明确,灰色苛捐杂税消失,这对茶叶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量从1839年的380千担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818千担,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叶出口为1945千担,是1839年的5.12倍[155]:228-232。茶叶出口的增加超过鸦片进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就已经转为顺差,这种状况要持续到1880年代中叶,那时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印度的竞争而减少,鸦片进口虽然也减少但棉布进口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重新回到逆差[155]:250

上海的茶叶贸易量很快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城市[2]:73[156]。福州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通的汉口也很快成为茶叶出口的枢纽。广州充斥着排外的情绪,对开放通商的条例想方设法进行阻碍,通商的功能相对下降,并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157]

思想文化

社会文化变革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中国社会,清政府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不过,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得小部分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危机[158]。他们在倡导兴利除弊、变革社会的同时,开始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辱图强之道[158]

史家蒋廷黻指出,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其中一个,但他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开提倡[5]:16-17。事实上,林则徐羁留广东后,已了解到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的船和炮,同时派人翻译外国刊物[5]:17,例如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所着《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159]。1841年7月,林则徐前往新疆伊犁戍边前夕,他将书稿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搜罗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于1843年1月刻印初版于扬州[159],又几经扩编,补成一百卷,于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于世[5]:18。此后,林则徐被清廷谪戍伊犁,途中他曾向友人致私函,痛陈中国对自身枪炮落伍的事实置之不理,但林则徐却请友人将他的这封信保密[5]:18

《海国图志》在它的祖国和邻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159]。该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制、风土人情[5]:18,主旨是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但这一切都被国人弃之如敝屣[159]。事缘战前,林则徐被士大夫视为百战百胜的「主剿」派官员,但他因琦善受英人贿赂而被革职和驱逐,故此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古法不效,而是因为「奸臣误国」[5]:16-17;在主导当时中国命运的传统守旧势力中,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对这部著作和「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未有重视甚至予以否定,例如梁廷枏则将其斥为「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58]

相反地,日本的文人把《海国图志》翻译成日文[5]:16-17,于1851年流传到日本,随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翻译、训解、评论该书的热潮,数年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已多达22种,令「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晓了世界各国的史地知识[158]。这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2]:77

错失改革良机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160]:581。但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60]:581。直到十三年后的1858年,日后的首位中国驻外使节郭嵩焘到北京,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160]:581

直到二十年后战败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了。

文化遗产

中国大陆

  • 鸦片战争博物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东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管理虎门炮台旧址──沙角炮台、威远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南山炮台、蛇头湾炮台、九宰炮台、广东水师提督署寨墙等战争遗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1]
  • 林则徐销烟池:广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莞太平镇口的两个水池,为销毁鸦片而建,后于1957年重建。[162]
  • 胡里山砲台:福建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厦门岛东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闽浙总督颜伯涛在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建了一条全长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岗岩石壁,并安装100门火炮,称为「石壁砲台」,英国人称为「长列炮台」,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攻陷炮台被毁。现存砲台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建造,光绪20-22年(1894-1896年)兴建完成。炮台结构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欧洲和明清的建筑风格,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环海,向东可支援距离约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与漳州龙海屿「仔尾砲台」隔海相对,向西协助距离5000米的「磐石砲台」。
    位于虎门大桥下的威远炮台遗址
  • 镇海口海防遗址: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和北仑区,分为甬江口南、北两处。甬江北岸(镇海区)包括:威远城、招宝山明清碑刻、月城、安远炮台、吴公纪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记、泮池(裕谦殉难处)、吴杰故居;甬江南岸(北仑区)包括:戚家山营垒、金鸡山瞭台、靖远、平远、宏远、镇远砲台。[163]
  • 乍浦炮台: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镇。其中天妃宫炮台位于汤山公园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湾炮台位于九龙山,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164]
  • 焦山炮台遗址: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镇江市润州区,焦山系「京口三山」名胜之一,位于于扬子江心,与对岸象山夹江对峙,山高71米,周长2000余米,因东汉焦光隐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军侵入长江遭到副都统海龄率领镇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65]
  • 鸦片战争战争遗址公园: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占地12公顷,1997年6月建成,鸦片战争遗址,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军炮轰定海城,园内建有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纪念广场、百将题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阵亡将士墓群。三忠祠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66]
  • 吴淞砲台遗址: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在吴淞西砲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67]现临江公园存有当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将军」复合金属大砲。[168]

台湾

二沙湾砲台[169]四草砲台安平小砲台皆是在此战争期间由清军所建[170]大武仑砲台亦是,但现址为日军为防御美军所改建[171]

英国

大英帝国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中国战争勋章[172][173]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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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有些人(甚至包括历史学家)都误以为英国国会在1840年4月9日以9票之差通过动议对华开战。其实动议由James Graham提出。为准确了解该动议,特从1840年4月7日英国国会会议记录(Hansard)中择录原文如下: "The right hon. Baronet concluded with moving that— It appears to this House, on consideration of the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presented to this House,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that the interruption in our commercial and friendly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and the hostilities which have since taken place, are mainly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want of foresight and precaution on the part of her Majesty's present advisers, in respect to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especially to their neglect to furnish the superintendent at Canton with powers and instructions calculated to provide against the growing evils connected with the contraband traffic in opium, and adapted to the novel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uperintendent was pl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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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该动议由Earl Stanhope 提出。会议记录中的原文如下: "That an humble address be presented to her Majesty, to express to her Majesty the deep concern of this House in learning that an interruption has occurred i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hich had so long subsisted with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o represent to her Majesty that these calamities have, in the opinion of this House, been occasioned by British subjects having persevered in taking opium to China, in direct and known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that empire; and to request that her Majesty will be graciously pleased to take immediate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ch proceedings, which are so dishonourable to the character, and so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her subjects; and to assure her Majesty, that if any additional powers should be found requisite for the purpose, this House will readily concur in granting them to her Maj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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