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

新星音乐会是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9月2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首都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发起单位为《北京晚报》。这次音乐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背景

1961年3月19日开始,《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出现「燕山夜话」专栏,由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以署名「马南邨」开设。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真领导的中共北京市委被全盘打倒,5月18日邓拓自杀身亡,同年7月下旬《北京晚报》停刊。[2]1980年2月15日,已停刊13年的《北京晚报》复刊。[3]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文革」错判的干部一律平反。8月26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经济特区。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文化领域也涌动着春潮。但政治对音乐领域的新气象压力很大,邓丽君等流行音乐歌手的歌曲被批判为「靡靡之音」。1980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出售的砖头式录音机成为抢手货,青年人偷偷翻录并传唱邓丽君的所谓「靡靡之音」,街头的喇叭里却仍在放「行进式般的歌曲」。《北京晚报》副刊当时组织了一场有关通俗唱法的讨论,以「泣声唱法」而知名的女歌手李谷一,成为遭到批判的典型对象。当时「南朱北李」(朱逢博李谷一)的新唱法颇受一些音乐界人士责难。《北京晚报》则决定站在李谷一等年轻歌手一边。[1][4]

铁池是《北京晚报》复刊之后文体组第一批青年记者之一。当时,铁池在中山音乐堂观看一场演出时,被新人歌手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打动。回到《北京晚报》社之后,铁池找到报社总编辑王纪刚说:「咱们能不能找苏小明这样的歌手,办一场音乐会?」这一提议在当时是非常大胆且危险的。[1]

时任《北京晚报》文体组组长的李士民就此开展了调研。听说八王坟的印刷一厂礼堂内有一场民间自办的音乐会,他便和青年记者沙青到该礼堂的后台查看情况。李士民回忆称,「满场啊,而且还有站着的观众,气氛非常热烈。」让李士民惊讶的是,演唱者竟只是个13岁的小女孩,名叫程琳。此次演出让李士民深有触动。他说,当时社会空气比较沉闷,许多青年人颇有艺术才华,但是音乐受到政治的禁锢,民众听不到好歌。李士民表示,「我们报纸不是要起桥梁作用的吗?我们应该带头冲破点儿什么。」他的话让文体组的青年人跃跃欲试。不久,听说苏小明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出,铁池又和总编辑王纪刚去看了一场。铁池当场向王纪刚提出:「就是这种唱法,就是这种音乐,咱们到各地发掘演员去,来这么一场,怎么样?」王纪刚当即拍板同意。[1]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晚报刚刚复刊,人们对我们有一种寄托,希望借助晚报去反映心声,希望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当时整个晚报编委会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带头冲破一些东西,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士民(1980年时任《北京晚报》文体组组长)[1]

筹办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头版刊登了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还配发了《推出新人,推出新歌》一文,署名为「本报编辑部」。该文章直接回答了为什么要举办这场音乐会。「为什么叫《新星音乐会》?新星,就是新的明星。过去,人们忌讳提明星这两个字,我们认为,为实现四化,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明星,都应该有自己的尖子。我们报社应当宣传这些新人,宣传这些尖子,宣传这些年轻的新星。这就是我们举办《新星音乐会》的主要目的。」该文中还提到,「我们应该有广大人民群众爱听和爱唱的歌曲,举办《新星音乐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广大听众推荐新的歌曲。」故所有后来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们必须不仅演唱一首拿手歌曲,还必须演唱一首新歌以推荐给观众。[1]

李士民回忆,当时为筹办此次音乐会,《北京晚报》编辑部曾多次召开会议。一次,总编辑王纪刚表示:「以前文艺界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党有意培养出来的;现在这个工作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培养一拨新人出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1]

《北京晚报》青年记者沙青到中央歌舞团为新星音乐会挑选演员时,偶然结识作曲家谷建芬。此后,谷建芬成为此次音乐会的重要幕后人物。此次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绝大多数都是她曾经指导过的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的新歌也多是由她创作。沙青经常坐在床边或倚靠着钢琴,听谷建芬弹唱新近创作的歌曲。[1]

1980年夏季的某个傍晚,谷建芬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遇到一群弹吉他的青年,听见这些青年一通乱唱,心情沉重。谷建芬感到,「没有适合他们唱的歌。」在回家路上,她开始想写一首可用吉他弹唱的歌曲。后来,她找到词作家张枚同发表的一首歌词,开始谱曲。歌曲写好之后,她又找来隔壁的一名弹吉他的青年试唱,这位青年当即喜欢上这首歌,这便是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时,谷建芬已创作了200余首新歌。沙青和谷建芬经过讨论,挑选出了在新星音乐会上演唱的新歌,其中就包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1]

新星音乐会所要推出的「新星」,均为《北京晚报》的年轻记者们从北京各演出团体及大小音乐会中发掘出来。《北京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承担了演出筹备工作,除了日常新闻报导外,每天还挤出时间采写新人专访。最终此次音乐会确定了8位青年歌手参加演出。其中7位都是女歌手,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且因未找到适合的男声原创歌曲,经谷建芬建议,吴国松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成的《男子汉宣言》(原唱为佐田雅志)。为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不仅请了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请了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1]

一些演员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参加这次音乐会。当时仅13岁的程琳和歌手李默都是海政歌舞团演员,程琳凭歌曲《小螺号》已在民间小有名气。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之后,曾经主动向铁池推荐程琳:「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说:「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13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因此程琳未能参加演出。另一位未能参加演出的歌手,便是当时陷入争议中的李谷一。按照新星音乐会起初的设想,准备请李谷一进行压轴演出,但李谷一因嗓子充血而无法参演。在新星音乐会结束后的次日,李谷一便给正在《北京晚报》社的沙青打来电话称:「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1]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则新星音乐会的广告,其中写有售票信息:「19日上午9时起在首都体育馆、北海体育场、宣武区体育场、新街口南大街清华体育用品商店、王府井大街利生体育用品商店海淀区体育场售票。」第二天《北京晚报》第四版同样的位置刊登着相同的广告,但售票信息已改为一行黑体字:「票已全部售完。」实际上,在9月19日凌晨5点来钟,距离正式售票尚有3个多小时的时候,首都体育馆售票现场排队的人流已经排到了北京动物园外。正式售票后一两个小时,两场演出的3万多张票便被抢购一空。音乐会背面观众席票价5角,两侧观众席票价6角,正面观众席票价8角。这一票价在当时并不便宜。[1]

在新星音乐会筹备之前,《北京晚报》副刊组织了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这部以抗日为题材的爱国电影中,有一首插曲《何日君再来》,是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流行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首歌被打成「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汉奸」帽子,长期遭受迫害。晚报副刊的这次讨论,对电影及歌曲起到了平反作用。当时在《北京晚报》副刊任职的邓壮将见报的讨论文章送到位于广安门外的刘雪庵家中,这是一间仅有十余平方米的简陋小平房。当时刘雪庵已因脑血栓而偏瘫,无法讲话,但看到这些为他平反的文章后,一直不停流泪。经《北京晚报》总编辑王纪刚安排,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将刘雪庵请至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刘雪庵乘坐轮椅,被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观看演出时,刘雪庵的手自始至终都在颤抖,热泪盈眶。[1]

演出

参加演出的8位「新星」分别为:

此次演出的报幕员为:

以下列出此次音乐会的节目单,以及中国唱片录制的此次音乐会的节目选。此次演出的演唱曲目和节目单中并不完全一致。

影响

在新星音乐会演出之前,我们大家没想到会有什么压力,但是事情发生以后,却遭到了强烈反对,那个时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北京晚报的领导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没有他们的力主,这场音乐会恐怕也办不起来。
——吕会民(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1]

新星音乐会举办之后,受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的空前压力。演出结束不久,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新星音乐会成了大批判的矛头。[1]

但是,新星音乐会激起了广大观众极其热烈的反响。演出结束后当晚,《北京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随即赶回报社。当夜报社接到的电话持续不断,热情的人们争相给报社打来电话,诉说观看演出后的激动心情。[1]

新星音乐会首演次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转播了演出实况。一周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当天,中国中央电视台又向全国播出了新星音乐会的实况录影。此外,中国唱片社出版了新星音乐会的塑料薄膜唱片。当时,中国唱片社因受到新兴的磁带冲击,已经陷入亏损,但该唱片使中国唱片社一举扭亏为盈。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为新星音乐会拍摄了电影胶片,但后来遗失。[1]

新星音乐会名义上只是一场演出,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在音乐界引发了一次强大的地震,而且还对每一个人的思维,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等于是对当时社会形势的一次扳动。我们在那个时代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在书写历史,在创造历史。
——铁池(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1]

纪念

2010年9月23日中秋节,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演出。

参考文献